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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分的讨论，更非得区分两路来进行，那就是在此在世界和有它在世界观的两类工夫论的证成问题。

笔者以为，即便是要实践，建立完整绵密的理论体系以说明此一实践的真理观的合法性，绝对必要。再就属於此在世界的宇宙论和涉及它在世界的宇宙论做区分。

不过，神仙道家的庄子，正有神仙道教以为继承，成为学术史上的另一领域，并非空前绝後之系统，讨论神仙道教的宇宙论知识便是庄学路线的发展。虽然，印证是私密的，但是理论的舖陈却是公开的，後人从知识学习的进路一样可以学习了解涉及它在世界感官之知的修炼知识之事的。创造者必是有其实践、有其亲证而後才有其言说的，不论此在世界或它在世界的理论体系皆然。[7] 主要就是指出二十世纪的中国哲学家所完成的是一套套分类判教的理论架构，且有学派立场的偏见，不能真正提出深入有效的文本解读工具，而笔者所提出的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境界论，才是直接对准文本诠释，且平等面对三教的解读工具。二十世纪的中国哲学家在儒释道三教的系统建构上贡献了力量，但是在系统评价上都没有到位的讨论，只是做到一家扞卫一家的意识形态之争而已。

参见：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台湾三民书局。参见：《中国哲学方法论》第十章＜追求真理观的文本诠释进路之中国哲学方法论＞。理岂外於吾心邪？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

而程朱意见是要先知了之後才可能有正确的行为。至於物，即是事，阳明此说十分牵合於大学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的排比系统而勉强定义的，说物是意之所在的物，就是为格物是要正事物而说的。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就是要说事理之呈现必在主体心行之内，因此还是一个要求做工夫的思路在定义心意知物的概念的，而心意知物的概念之所以被排比在一起则又只是依《大学》文本之现实而做的定义。哲学史研究是以哲学史上的某学派某系统之某着作或某理论为研究对象，而良好的研究途径，即是从哲学基本问题以切入文本分析，从而提炼思想意旨。

吾子盖亦未免承沿积习，则见以为於道未相脗合，不为过矣。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

若真谓行即是知，恐其专求本心，遂遗物理，必有闇而不达之处，抑岂圣门知行并进之成法哉？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苟格物之说而果即穷理之义，则圣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穷理，而必为此转折不完之语，以启後世之弊邪？盖《大学》格物之说，自与《系辞》，穷理大旨虽同，而微有分辨：穷理者，兼格致诚正而为功也。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

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工夫。阳明说性与理之不动可有多义，朱熹亦持此义，但朱熹之持论主要应在说它们的价值意识永远不更易，至於阳明的持义主要应在主体心尚未发为行动之前的状态只是纯性的纯理的，即是伊川所讲的未发只可言性的时机，此时性不动理不动，甚至亦是无善无恶的状态。何也？先生曰，文公精神气魄大。到得德盛後，果忧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删繁就简，开示来学，亦大段不费甚考索。

《大学》确乎言於先後之道，而阳明之先後却是先立志於主体则自然能於用上求知，故而格物致知变成致良知，几乎就是诚意正心之意。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

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日孚曰，先儒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

工夫到诚意，始有着落处。须先有根，然後有枝叶。但是，本体工夫与工夫次第不能冲突，因此朱熹与王阳明亦不能有对立冲突的诠释意见，只是有不同的问题意识，因而有不同的诠释意见而已。若如此格物，人人便做得：人皆可以为尧、舜，正在此也。若其余文羲解得明当处，如何动得一字？ [1] 王阳明哲学是没有知识论意义的，这是哲学史的传统课题。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

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以为必先知了，然後能行。

而阳明自己的格物致知说，是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是合心与理为一。《新编中国哲学史三上》。

还有来自孟子的良知、必有事焉说，这也是与格致说意旨直接扣联的意见。因此事父不成就求天理於心中即得而成之，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阳明这样的做法，十分合理，哲学史上一些从朱子晚年是否晚年、以及朱子有更多与阳明不类、甚至阳明自己有众多批评朱熹的言论来反对阳明的倡议之说，都是没有认识清楚阳明的言说进路的无谓批评。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先生曰，是有心求异，即不是。

所以阳明的文本解读不必是《大学》原意，但也绝非没有哲学意涵，而是一套有哲学意涵的创造性的文本诠释，有推进儒学理论的功效，但不必一定要去争辩这是否就是《大学》文本之本意。参见： 传习录上：梁日孚问，居敬穷理是两事。

何以有为善，有为不善？先生曰，恶人之心失其本体。所以为善去恶是格物倒不再是对物字义作讨论，而是直接说格物工夫了。

又见： 传习录上：问，延平云，当理而无私心。至於朱熹多有书信言及自己修心反省得不够之事，此事阳明岂不亦然，只阳明在事功上切己自修，而朱熹在着述的生活历程中切己自修，观於朱熹的一生亦不少动心忍性的磨难，即如王阳明所言之知即是行，行即是知之本意，求知的着述生涯即是实践知识传承的行动。

良知既是性善本体自然即能发用，但是，常人不免私意，故需用致知格物工夫。又见： 传习录上：先生曰，今为吾所谓格物之学者，尚多流於口耳。钱绪山十分不安，两人提请阳明正义。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

阳明在念头上讲物概念，正见其在主体实践的本体工夫上诠释格物概念的特质，而不是在处理外在事物的客观知识的层面上将物置於心外来说。关键就在，王阳明论知行关系的意见，融会贯通，透澈骨髓。

此说十分典型，是阳明说朱熹的精要之词。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

然诚意之本，又在於致知也。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